溃疡性结肠炎(UC)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的肠道炎症性疾病,病变通常始于直肠,可连续延伸至整个结肠,临床表现为反复腹泻、黏液脓血便、腹痛及里急后重,长期迁延不愈还可显著增加结直肠癌(CAC)的发生风险。
溃疡性结肠炎(UC)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的肠道炎症性疾病,病变通常始于直肠,可连续延伸至整个结肠,临床表现为反复腹泻、黏液脓血便、腹痛及里急后重,长期迁延不愈还可显著增加结直肠癌(CAC)的发生风险。流行病学研究显示,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全球炎症性肠病的发病率仍在持续攀升,而现有治疗手段,包括一线药物5-氨基水杨酸(5-ASA)、糖皮质激素及生物制剂,普遍存在单一治疗机制、药物释放不可控、全身分布非特异等问题,临床疗效欠理想且不良反应明显,长期无法获得缓解的患者更面临恶性转化的严重威胁。
从病程来看,UC的临床管理面临两大现实困境。首先,现有药物难以实现持久的疾病控制。一线药物5-氨基水杨酸(5-ASA)、糖皮质激素以及近年广泛应用的生物制剂,主要通过抑制炎症反应起效,但普遍存在治疗机制相对单一、口服药物在上消化道被过早吸收导致结肠局部药物浓度不足、全身用药带来不良反应等问题,相当比例的患者疗效不佳或逐渐失去应答。此外,长期反复炎症显著增加癌变风险。病程漫长的UC患者发生结肠炎相关结直肠癌(CAC)的风险明显高于普通人群,这使得“控制炎症、预防癌变”成为UC长期管理的双重目标。
口服益生菌疗法的现实挑战
从公众认知的角度看,益生菌常被视为“调理肠道”的保健选择,但在UC这样的疾病场景下,口服益生菌要真正发挥治疗作用,必须依次跨越三重生理障碍,这也正是该领域长期“实验室有效、临床欠佳”的根本原因。
第一道障碍是胃肠道的恶劣环境:口服益生菌首先要经受胃酸、胃蛋白酶、胰蛋白酶和胆汁盐的连续攻击,多数未经保护的菌株在进入肠道之前即大量死亡,能够活着到达结肠的细菌数量往往不足以产生治疗效应;第二道障碍是病灶部位的定向驻留:健康的肠黏膜表面不利于细菌长期黏附,普通益生菌即使到达结肠,也难以在炎症部位优先聚集并持续发挥作用,往往随肠内容物较快排出体外;第三道障碍是药物与菌群的协同缺位:传统抗炎药物与益生菌的使用彼此割裂,药物释放的时间和部位不可控,无法与益生菌的菌群调节作用形成时间上与空间上的配合。
近年来的基础研究进一步明确了UC发病的两个关键特征,肠道菌群失调与病灶部位活性氧(ROS)的大量蓄积。前者表现为厚壁菌门等有益菌群减少、变形菌门等促炎菌群增多;后者则直接参与黏膜屏障破坏与溃疡形成。这两个特征恰好为“工程化益生菌”提供了设计依据:如果一个口服制剂既能保护益生菌存活、又能在高ROS的炎症环境中触发药物释放,还能让益生菌黏附在病灶处长期工作,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益生菌治疗的格局。近期的研究,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取得了具有代表性的进展。
前沿进展速览:
可触发耦联物与三明治纳米包衣
▌可触发的益生菌-药物耦联物
沈阳药科大学团队发表于《美国化学会志》(JACS)的研究,构建了一种益生菌-药物耦联物。其核心设计可概括为“内外两层、各司其职”:内层由单宁酸与铁离子配位形成的黏附层,利用多酚化学赋予益生菌强大的肠黏膜黏附能力,使其到达结肠后能够长期驻留;外层为对ROS敏感的脂质药物层,将抗炎成分紫檀芪嵌入其中,当耦联物抵达炎症病灶、遇到异常升高的ROS时,外层结构解体、药物按需释放,同时暴露出内层黏性包被的益生菌,实现“药物释放”与“益生菌定植”的同步发生(图1)。

注:(a) ROS响应型PSL的合成示意图及EcN@TA-PSL的制备流程;(b) EcN在结肠病变部位特异性定植及白藜芦醇靶向释放的示意图;(c) EcN@TA-PSL在UC和CAC小鼠模型中的治疗效果。
图1可触发益生菌-药物耦联物治疗UC及CAC的作用机制示意图
实验数据显示,该耦联物在模拟胃液中的细菌存活率约为未保护状态的6.6倍,药物释放速率随ROS浓度升高而加快,且在人结肠组织的离体黏附实验中表现出明显的病灶选择性。在小鼠UC模型中,治疗组疾病活动指数显著降低、结肠长度与黏膜屏障指标明显改善,肠道菌群结构趋近于健康状态;在结肠炎相关癌变模型中,肿瘤负荷较模型组下降约85%,提示其兼具治疗与预防的双重潜力。
▌三明治结构纳米包衣益生菌
江苏大学团队选用临床应用历史悠久的鼠李糖乳杆菌GG株,将UC一线药物5-ASA通过共价键偶联在聚左旋多巴(PLD)内层上,再于最外层包裹具有pH响应特性的海藻酸盐层,形成“内层黏附载药、中层响应释药、外层肠溶保护”的三明治结构(LGG@PLD-AS/ALG)。
外层在胃酸中保持稳定、进入肠道后降解,从根本上避免了5-ASA在上消化道的提前泄漏;内层共价键则在炎症部位的高ROS环境中断裂,实现药物原位释放。此外,PLD层本身还具有明确的自由基清除能力,相当于给益生菌附加了主动抗炎功能。
在DSS诱导的结肠炎小鼠模型中,该系统较单独使用益生菌或5-ASA均表现出更优的疗效,肠道菌群多样性及厚壁菌门/拟杆菌门比值显著恢复,且心、肝、脾、肺、肾组织学检查未见异常,初步安全性良好(图2)。

注:(A)实验设计和治疗方案的示意图;(B)实验期间体重变化及(C)疾病活动指数(DAI)评分;(D)实验终点时获取的结肠代表性数字图像;(E)不同实验组间结肠长度的定量分析及(F)脾脏指数。
图2 LGG @ PLD -AS/ALG在DSS诱导的结肠炎小鼠模型中的治疗效果
临床转化尚需跨越的关键环节
必须明确的是,上述所有疗效证据均来自动物实验与离体组织实验,尚无任何一项工程化益生菌技术进入人体临床试验阶段。人胃肠道的菌群构成、ROS分布梯度与黏膜结构均与小鼠存在显著差异,动物实验中的疗效能否在人体复现,目前无法给出肯定答案。
从转化角度看,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其一是规模化制造的一致性,单细胞级别的纳米包被在放大生产中难以保证每一批次、每一个菌体的包被厚度与载药量均匀,这直接关系到释药行为的稳定性,需要在GMP体系下建立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其二是长期安全性,工程化修饰后的益生菌在炎症黏膜处的长期驻留行为、与人体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仍需长期观察。其三是监管路径,这类“活体微生物+工程化材料+偶联药物”的复合制剂,在药品分类与审批框架上均无前例可循,监管科学本身也需要同步发展。
结语
总体而言,工程化益生菌代表了炎症性肠病治疗领域一个真实且有据可依的研究方向:它针对的是现有疗法公认的痛点,具有清晰的机制设计和可重复的实验支持。可以期待,但不必狂热;可以关注,但不应据此改变现有的规范治疗。对于UC患者而言,规范用药、定期随访与长期管理仍是当前最可靠的选择,而这类前沿研究的真正受益者,或许是下一代患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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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U X, WU Y, LIU J, et al. Single-cell probiotic encapsulation with a sandwich-structured nanocoating for intestinal-targeted delivery and inflammatory-responsive drug release[J]. Int J Pharm, 2026; 695: 126779. DOI: 10.1016/j.ijpharm.2026.126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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